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大自贸区担负着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贯彻“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率先挖掘改革潜力，破解改革难题的重任。
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运行一年多来取得了积极进展，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而采取的重大举措。
从面积上看，四大自贸区面积均在120平方公里左右；从所处地理位置和经济区域来看，四大自贸区功能定位各有侧重。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面积为116.2平方公里，包含广州南沙新区片区（60平方公里）、深圳前海蛇口片区（28.2平方公里）以及珠海横琴新区片区（28平方公里）。
广东自贸试验区以深化粤港澳合作作为重点，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带动泛珠三角和内陆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力争建设成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先行地。
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面积为119.9平方公里，包含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46.8平方公里)、天津机场片区(43.1平方公里)和天津港(600717,股吧)片区(30平方公里)。
天津自贸实验区致力于推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区域产业合作转型升级，共同建设区域科技创新和人才高地；增强口岸服务辐射功能，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平台，同时也将进一步提升区域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面积为118.04平方公里，包括福州片区（31.26平方公里）、平潭片区（43平方公里）和厦门片区（43.78平方公里）。
福建自贸试验区以深化两岸合作为着力点，将扩大开放与深化体制改革相结合，培育功能与制度创新相结合；
积极推进和台湾地区投资贸易便利、人员往来、服务业开放合作模式，打造两岸经济合作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核心区和改革创新试验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纳入了陆家嘴金融片区、张江高科技片区和金桥开发片区，扩容后面积由原来的28.78平方公里增至120.72平方公里。
其中，陆家嘴金融片区未来将着重于金融产业发展,张江高科技片区将积极推动自贸区政策开放与科技创新的有机结合，金桥开发区片区则定位于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区。
整体而言，上海自贸区是面向全球、功能最为齐全的自贸区，未来将与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四个中心）建设紧密衔接，金融创新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由此可看出，四大自贸区担负着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贯彻“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率先挖掘改革潜力，破解改革难题的重任。
国家如何通过这盘棋来对中国的长远发展谋篇布局？银行机构如何在战略机遇和市场机会中占得先机？需要我们通过把握其中的逻辑脉络来寻求答案。
中国的改革开放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因此，各种类型的试验区层出不穷。
自贸区是最新的一类试验区，也是全局意图最为凸显、推进思路最为清晰的一类，其设立、扩容以及未来发展深嵌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这一宏观大背景之中，有着客观必然性与现实迫切性。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实现了快速腾飞，崛起成为“世界工厂”。
但2008年全球危机之后，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危机中受挫的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趋于保守，在新一轮全球经济金融规则制定中，有意无意地把中国排挤在外；
中国出口增速大幅收窄，对外贸易新常态使得产能过剩问题暴露出来，去产能过程异常痛苦与煎熬；
用工成本快速上升导致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部分外资企业把工厂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周边国家，依赖成本优势的中国制造模式亟待实现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因为对外投资与配置的通道不畅，出海不成沉积国内，进一步恶化了产能过剩及资产泡沫问题。
可以讲，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依靠与发达国家两个海平面位差来驱动增长的传统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何去何从面临重要抉择。
面对这一新常态，中央的应对策略是清晰与明确的，那就是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从外交上看，明确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全方位、多层次发展国际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的利益汇合、互利共赢，打造区域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打破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金融规则中的话语霸权；
从经济上看，则是强调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建立新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网络，建设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通过与国际标准的充分接轨，支持中国企业与个人更好地“走出去”与“引进来”，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概而言之，2008年全球危机之后，中央对外开放的整体思路是主动打通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海平面，更好地统筹运用国内外各种资源，利用联通之后的横向空间优势替代之前的纵向位差优势，驱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的对外开放是开“小门”、有限度开放，主要手段是差别待遇、优惠政策与提升硬件环境，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则是对世界经济全方位的融入与整合，倚重的是对接标准、明确规则与优化软性环境。
这是一种全新的开放模式，没有现成的经验、途径与模式，需要一个创新载体与着力工具，而这正是自贸区设立的宗旨与定位。
接轨国际通行规则的试验基地。自贸区是在全面联通两个海平面之前所开辟出了的“游泳池”，职责是先试一试新的规则到底合不合适，进行风险压力测试，提前发现问题，尽量做好应对预案。
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创新高地。熟悉与适应规则之后是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只有这样，国际高端资源才愿意进入，中国经济也才能借此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升级。
自贸区在这方面同样扮演重要角色，强调在政府服务模式、行政管理体制、金融运行机制等深水区改革中“先行先试”，进而推动全国改革由点及面、深入推进。
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着力支点。自贸区作为中国联通世界的管道，不仅可以在探索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上大有作为；
而且可以通过其区域内的各类国际平台发出“中国声音”，因此可以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扮演纲举目张的撬动作用。
正是因为上述定位，自贸区整体战略布局呈现出强烈的全局意图。强调自由贸易，但更加强调综合配套改革。贸易是中国自贸区概念的缘起，但远非其全部内容。
中国的自贸区是自由贸易园区叠加上制度创新试验区的混合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制度创新的职能定位超过促进自由贸易的职能。
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才能理解为什么上海自贸区扩容没有把临港经济区纳入，而是纳入了陆家嘴金融片区、张江高科技片区和金桥开发区片区这三个跟贸易关系较远的区域。
强调提升当地经济竞争力，但更强调经验的可复制与可推广。高层多次强调自贸区“不是优惠政策的洼地，而是制度创新的高地”。
出于推动改革的目的，自贸区也会匹配部分优惠政策，但数量极为有限，而且过不了多久也会推广到其他地区。
当前，部分地区仍然把自贸区当作政策洼地来争取，这是认识上犯了错误，实践当中也将十分失望。
强调对内的改革助力功能，也考虑对外的辐射影响功能。
自贸区首选上海，就是看中上海在国内外的重要影响，未来也将与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个中心建设越来越紧密结合；
选中广东，看中的就是粤港澳合作，这是缘起也是未来的工作重心；
选中天津，除了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之外，对接中韩自贸区建设、辐射东北亚也是题中要义；
选中福建，则是侧重于在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探索新模式，为加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拓展新途径。
尽管不可能对各个自贸区的细致走向做出判断，但仍可以根据对自贸区整体战略布局的观察，看出自贸区未来发展的大体端倪；
即顺应“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区域扩容、聚焦投资金融与政府职能领域深化核心改革、明确时限加速经验的复制与推广。
基于以上对自贸区整体战略布局的分析，我们可以对自贸区未来的发展做出三点大胆预测：
从区域布局上看，自贸区未来将进一步扩容，并将重点布局于能够实现对“一带一路”影响与辐射的枢纽城市。
“一带一路”战略是新一届政府全球外交的核心，自贸区建设将从属与服务于这一战略部署。
四大自贸区从地理上看仍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区域，未来存在着向中西部延展与扩容的必然性。
目前，许多省市均在积极申请设立第三批自贸区，单纯从区位对接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被列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新疆、作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广西，扮演内陆型改革开放高地的直辖市重庆，可能较早入选。
从工作重心来看，自贸区改革将由贸易便利向投资促进、金融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等硬骨头深入挺进。
自贸区如果仅仅沿着贸易这一路径继续搞下去难有大的突破，也不符合自贸区构建高水平开放经济新体制的根本宗旨。
为此，自贸区的工作重心正在向投资领域、金融领域、政府职能转变、新兴业态培育等核心议题上加速转变：
首先，投资领域加速向内外资遵循统一、透明、公平、便捷的规则体制转变；
其次，金融领域在构建起有效的审慎风险管理体系基础上，加速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对内对外开放，着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中心，逐渐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
再次，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动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更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最后，积极利用制度创新的便利，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培育互联网+、智能物联网等新型产业与新兴业态上先行先试。
从改革步伐来看，自贸区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经验的复制与推广将持续加速。中央对于自贸区改革有着明确的时限要求，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初即提出了三年出成效的口号。
实际上，在1月29日即上海自贸区成立约一年半之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通知》，对上海自贸区在贸易便利、投资管理、金融创新、服务业开放、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做了全国推广。
而在外商投资与对外投资管理领域，受到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改革的倒逼，发展改革委与商务部近年来简政放权的力度很大，全国改革的整体速度与自贸区加速逼近。
可以讲，自贸区“制度创新—经验推广—倒逼改革”的良性效应已然初步形成。
可以预见，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蓝图的规划指引下，未来中央对于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改革步伐的时限要求将进一步收紧，1-3年之内将有一批系统性的经验复制与推广到全国。
长远来看，自贸区改革的目标将是在全国推行同一份投资负面清单、同一套金融开放与监管体制、同一类政府管理与服务模式。
给予各地自贸区的金融创新任务尽管会各有侧重，但整体来看系统性与延续性会很强；
突破的重点将主要集中在资本项目可兑换先行先试、进一步扩大跨境人民币使用、深化金融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加快建设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创新金融监管模式五大领域。
金融创新是新一轮自贸区建设的重中之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贸区改革的整体进度与最终成败。
从前期上海自贸区相对审慎与稳健的实操经验来看，一行三会在金融创新推进策略上更为推崇架构、机制与体制的系统性搭建，而不是碎片式特殊政策的单兵突进。
因此，未来各个自贸区金融创新政策将秉承相对统一的基本原则，在文本上高度趋同，将在以下五大领域实现突破：
资本项目可兑换先行先试。前期，上海自贸区已经在投融资汇兑便利等资本项目开放领域做了一些积极探索；
尤其是以分账核算为特征的自由贸易账户系统的成功运行，采用风险转化因子等新管理方式的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的初步搭建，更是为未来改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不出意外的话，各自贸区都将移植复制这一整套做法，对其做进一步的压力测试，并尝试提高其操作的便利性。在打好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各自贸区预计将重点在以下方面加强探索：
扩大境外融资的渠道和规模。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9月视察上海自贸区时明确提出“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有真实经济背景的跨境融资活动，支持企业运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降低融资成本”。
今年2月颁发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境外融资与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以及3月颁布的《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外债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实施细则》其实就是对其的呼应。
进一步放开跨境双向直接投资限制。开放直接投资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客观需求，在当前条件下也是风险较为可控的资本项目开放创新。
除了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放宽对跨境直接投资的行政限制之外，在直接投资资本金的汇入汇出、意愿结售汇等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也有大量的工作可做。
放宽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
契合实体经济需求，在确保资金流入实体经济的前提下，放宽商业信贷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状况，特别对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放松管制；
既能利用境外成本相对较低的资金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又能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形成良好的流动机制。
自贸区今后针对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的审批程序、管理制度可能将继续开放，并逐步实现从资本项目的管制向监控转变。
适时有序推进资本市场的开放。资本市场是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也是重要的风险点，操作上将慎之又慎，在这方面自贸区无疑是个极好的试验平台。
预计后期各自贸区将在充分利用“沪港通”试验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推出“深港通”以及“合格个人境外投资试点（QDII2）”；
积极探索与我国台湾、新加坡等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并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进一步拓宽至欧美发达市场。
进一步扩大跨境人民币使用。
首先，探索更为顺畅的跨境人民币双向流动机制。经过多年努力，跨境人民币无论是在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下的双向流动渠道都已初步打通。
公路建好了，但还比较窄，未来的任务是要从从两车道拓展到四车道甚至是八车道。
因此，目前在上海自贸区、前海、昆山等地实行的跨境贷、资金池、境外发债等探索，都将最大限度地复制到各个自贸区。数量级上去了，问题才能暴露出来，也才能倒逼国内改革。
其次，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全方位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
自贸区可发挥自身金融资源集聚的优势，开展各类人民币跨境业务创新，推动人民币成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跨境大额贸易计价、结算的主要货币。
最后，健全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节点网络与基础设施。
在这方面，上海自贸区的主要任务将是加速搭建各类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的国际金融平台，完善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定价机制及配套产品创新体系，以及加速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与落地运行。
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的任务则是发挥面向港澳地区、台湾地区及东北亚的区位优势，着力打造成为人民币跨境流通的区域枢纽，把人民币的国际影响投射出去。
深化金融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中国正在积极推进服务贸易开放协议、中欧中美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其中一大内容就是全面开放金融领域。
一行三会和商务部对“除了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导致金融风险、影响政策操作的少数领域，整个金融部门都应在负面清单之外”基本达成共识，后续只是操作步骤及时限的问题。
对此，有必要加速推进相关工作。一方面，降低外资金融机构准入和业务门槛，适度提高参股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
尽管全局性的改革短期内很难实现，但利用广东、福建自贸区面向港澳台的优势，针对港资、澳资、台资在前海、横琴、平潭等地，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基础上采取特殊的开放措施却是可行的。
另一方面，着力培育和吸引新型金融业态机构集聚。鼓励与支持内外资在自贸区内设立民营银行、第三方支付、互联网金融公司等新型金融业态机构，既体现了开放心态，又培育了金融功能，无疑是自贸区金融开放可重点着墨的领域。
加快建设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上海自贸区在这方面将扮演着核心角色。
前期，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海国际黄金交易所等相继设立，上海自贸区在搭建面向国际的金融交易平台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与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及航运四个中心的整体定位相比仍有较大不足，未来自贸区金融改革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联动推进的创新空间还很大：
首先，持续增设面向国际的金融交易平台。继能源、黄金之后，加速其他品类大宗商品的国际交易市场建设，并积极争取全国性信托登记平台、中国保险交易所等落户上海。
其次，推出意在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创新性金融产品。参照上海黄金期货交易、上海原油期货交易、铜溢价掉期交易等成功模式，推出契合中国实际的各类金融衍生产品，与国际市场打通并争取把交易量做大，逐渐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出中国声音。
最后，优化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加快建设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交易、清算、结算平台，并在交易惯例、税收政策、仲裁纠纷等软性环境方面与国际先进标准全面对接，打造国际开放型的金融市场。
创新金融监管模式。自贸区金融监管创新既要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又要培育高端金融功能，属于难度较大的改革领域，对金融监管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首先是要建立健全开放条件下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前期上海自贸区的自由贸易账户主要集中在人民币，未来将向外币延展，把本外币一体化功能发挥出来。
此外，还将完善宏观审慎监管的各项监控指标，健全自贸区“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机制。
其次要贯彻负面清单管理理念，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的简政放权。
尽管之前一行三会在机构设立、业务审批、高管任职资格审查等方面做了大量简化工作，但本质上仍是正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未来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很大。
最后要探索在区内建立有别于区外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预期将通过在自贸区内增设一行三会的派出机构、建立跨部门的联席沟通机制，来解决当前的金融监管协调难题。
自贸区建设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遇，更重要的是为银行适应经济新常态提供了试验田。
伴随着自贸区建设进入第二季，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也应做出适应性调整，顺势而为做好机构布局固然重要，但迎难而上提升能力更为重要。
自贸区政策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为银行业在多个领域带来重大机遇。商机就摆在那，关键是怎么打？
如果还是采取以往应对开发区的模式，仅仅通过在区内增设一两个机构，打法还是老打法，产品还是老产品，管理还是老套路，效果估计并不会理想；
甚至可能随着自贸区的大面积扩容，沦为华而不实的鸡肋，面临被调整命运。出路在哪？我们认为，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尤其重要：
战略定位上，应把自贸区机构定位为改革创新的最前沿，重在为银行适应新常态奠基探路。
客户可以自由便利地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统筹运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以支持自身全球发展，这既是当前自贸区的新常态，也是未来中国的新常态。
设立自贸区机构的意义，不仅在于把握所属辖区的业务机遇，更重要的是为适应这种新常态探索新路。
银行原有的产品种类、业务流程、管理制度、风控办法和信息系统，都应该在自贸区进行压力测试，适合的保留、不当的替换、缺失的补齐、滞后的更新。
值得强调的是，这些工作不是应对监管要求的一次性工作，而应内化为银行的自觉行为，既要定期跟踪推进、及时化解过程中碰到的困难，也要明确改革时限、进行经验复制与推广。
只有这样，增设自贸区机构才对银行真正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价值，自贸区机构自身也才能凭借制度创新红利在未来可能的扩容浪潮中得以立足。
经营管理上，关键在于充实大脑和整合资源，真正建立起以客户为中心的自贸区经营管理体制。
在银行自贸区的整体战略中，各个自贸区机构是触角和神经末梢，尽管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空间，但总行才是大脑和中枢神经，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从这个角度看，更重要的是切实提升总行的统筹规划、协调推动和资源支持能力。设立专门的自贸区统筹管理机构无疑是第一步。
这个机构肩负自贸区核心指标，与各个自贸区机构的发展紧紧绑在一起；
不仅要有资源与抓手，足够强势与主动，而且要有协调各行部利益的智慧与胸怀，能够在利他的同时实现利己，切实发挥其在自贸区战略中的“司令部”、“参谋部”和“弹药库”职能。
应加强其市场洞察、商机发现、客户经营、产品创设等专业化能力建设，持续优化各项机制与流程，真正建立起以客户为中心的自贸区经营管理体制。
业务拓展上，应战略聚焦于跨境金融、综合金融和创新金融业务，并结合自身实际做出特色。
自贸区通过银行分账经营、独立核算，实质上在国内构建起了一个涵盖离岸和在岸业务、本外币一体化、与国际金融市场高度接轨的独立金融环境。
在这种环境下，银行经营要有新思维、新方法、新模式，强调以创新型金融服务满足客户需求。具体到业务领域，自贸区机构在高效开展传统的存款、贷款和结算业务同时，应重点在以下三个领域实现创新突破：一是跨境金融服务。
要把握自贸区跨境贸易及投融资自由化的有利契机，在离岸金融、全球供应链金融、大宗商品贸易金融、跨境并购贷款、跨境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业务等跨境金融领域尽早奠定先发优势。
二是综合金融服务。要把自贸区作为深化综合化经营的突破口，进一步丰富牌照资源，创新开展与下辖非银金融机构的无缝链接合作，为客户提供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融资租赁、信托资管等在内的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
三是创新金融服务。要充分发挥自贸区金融监管较为灵活、金融资源高度集聚、新兴业态蓬勃发展的优势，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科技金融等创新型金融服务，在探索新的金融服务模式方面先行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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